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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濠娱乐场真注册送11元,张国焘(1897-1979),字恺荫,又名特立,江西省萍乡县人(今萍乡市上栗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

1916年,张国焘进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最核心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5月6日,在北京大学倡议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成立,是为我国有“学联”这一名称之始。北京大学学生中的先进分子是这个组织的主要骨干,其中有:邓中夏、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易克嶷、张国焘、康白情、陈宝锷等。张国焘担任学联讲演部部长。在陈独秀及其他学联领导人被捕后,7月初,张国焘出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不久后又担任了北大学生会总务部主任兼评议部主席。

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之际选自该回忆录。

五四运动

文:张国焘

五四运动就在这样的情势下爆发了。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日下午七时,“国民杂志社”循例举行社务会议;参加者是原有的十多个社员,议程也只是讨论杂志的出版事务。可是到会者不约而同的谈到中国在凡尔赛和会受屈辱的情形,以及曹汝霖等腼颜媚日和山东及其他各地人民团体奋起救国等消息,气氛异常激昂。我首先提议:由“国民杂志社”发起,约集北京各校同学举行一次示威游行。我并且说明:这次示威运动决不可再蹈去年请愿行动的覆辙;必定要做得有声有色,获得圆满的结果,时间愈快愈好。这次示威行动的意义是向日本使馆表示中国人民的抗议;唤醒民众,一致奋起,迫使在外交上准备屈服的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作为收何山东权益和取消二十一条的张本;并打击亲日卖国首领曹汝霖等人,以伸张民族正义。我这提议立即得到全体到会者的热烈赞成,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有的说北京学生尚无学生会的组织,发动一次共同行动甚为不易,应当乘势组织各校学生会;有的认为向曹汝霖问罪,应该是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因为这样才能具体的表示国民的公愤。

为了实现这些意见,这次会议以爱国责无旁贷的精神立即决定:由“国民杂志社”通告北大全体同学,于次日晚上七时在北大第三院大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并邀请高师、工专、农专、法专等学校派代表或热心分子参加;讨论目前救国应采的步骤。推定易克嶷同学任大会主席;其他“国民杂志社”的同人在大会中发表演说。我们商定了具体进行办法,决定向各学校同学展开沟通意见的活动。根据这个决定,措词激昂慷慨的布告于第二天清晨在北大各公告牌上出现了;同学们群起响应,爱国的热情沸腾起来了。

五月三日下午七时,第三院大礼堂中挤满了人群。北大同学一千多人几乎是全体出席,其他各校热心同学赶来参加的也有几十人。在易克疑主席宣告开会,说明宗旨之后,我即登台发言,提出我上述的主张。这是我第一次在重要的群众大会中发表演说,情绪不免有些紧张。我的萍乡土音又很重,例如“群众运动”这个重要名词的发音,就与普通话有很大的区别,不容易为人所听懂;但还是博得了同学们热烈的鼓掌。后来一些同学由于这次演说,常亲切的笑我“群众运动”这四个字的发音,“群众运动”四字,几乎成为我的浑名。继我上台演说的是有名的“大炮”许德珩,他的讲话具有甚大的鼓动力量。还有同学谢绍敏的当场啮破中指,在一块白手巾上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更激起全场的愤慨。大会于是一致决定联络各校同学,于次日正午在天安门集合,举行示威游行;各校到会的同学们也当场表示热烈赞成。

五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当北大同学在马神庙第一院集合,准备向天安门出发时,蔡元培校长出来劝止。他沉痛的向我们说,示威游行并不能扭转时局。北大因提倡学术自由,颇为守旧人物和政府所厌恶,被视为鼓吹异端部说的洪水猛兽。现在向学们再出校游行,如果闹出事来,予人以口实,这个惨淡经营,植根未固的北大,将要首先受到摧残了。那位文诌诌的易克嶷同学当场向蔡校长痛陈学生们内心积愤,已是忍无可忍,恳求校长不要阻止。

其他多数同学则颇感不耐,发出“嘘!”‘轰!“吵嚷和怒骂的声音。看看时间已到正午,我即挤向前去,高声向校长说:“示威游行势在必行,校长事先本不知道,现在不必再管,请校长回办公室去罢。”我和其他几位同学连请带推的将蔡校长拥走,游行队伍在一片欢呼声中,蜂踊的向天安门出发了。

北大的学生队伍是最后达到天安门的。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队伍都如约先行到达了;总共有三千多人。经过简单宣布游行的主旨以后,队伍即浩浩荡荡的向东交民巷进发,准备先向日本使馆示威。白号雄帜是形形色色的,其中主要的是“还我青岛”、“废除二十条”、“惩办卖国贼”、“拒绝签字和约”、“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等。那时东交民巷口军警密布,我们的示威队伍无法通过,只得派代表向若干外国使馆说明示威的意图。按预定计划转赴赵家楼曹汝霖的寓所。

学生队伍到达曹宅时,北大同学钟巍所预先约集好的十几个同学,率先翻越窗户进入曹宅,打开大门。大队同学即一踊而入,到处寻找曹汝霖不获;适另一亲日巨头、驻日公使章宗祥正在那里,走避不及,被同学们痛殴了一顿。曹宅的什物也成了同学们泄愤的目标,大肆捣毁,少数同学并乘势将堆积在宅院中已经捣毁了的什物,放火焚烧。我和其他几位担任指挥的同学认为目的已达,于是分头通知乱作一团的同学们,迅速整队回校。我们刚启程离开,大队军警赶到,将火势迅即扑灭了,并并始捕人;未能赶上队伍的三十二个向学被陆续逮捕。这就是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的一幕。

这日北大同学们游行归来已近黄昏,虽已饥疲交加,但精神仍极抖擞,纷纷议论此后的对策。我们对赵家楼一幕的表演精来引以为快,但对于三十二个同学的被捕和即将到来的压迫,深感危惧;几乎都一致认为大事临头,只有一不做二不休,再无退缩的余地。我们决定五日上午十时再举行学生大会,进行组织大学生会及北京学生联合会,并将这一运动扩展到全国去。

五日清晨,京畿警备总司令段芝贵(这个老军阀是段祺瑞的亲信,是严厉镇压学李的客际执行者)为了探听学生的虚实,派遣他的军法处长虞维铎来到北弄:虞是一个旧官僚,虽然头脑顽固,但也不愿事态扩大。他来到北大,开始声势汹汹,指责学生闯了大祸,声称如再不悬崖勒马,将明令解散学校,闹事者将被处严刑。同学段锡朋挺身与之抗辩,表示学生不怕恐吓和压迫,决再接再励的干下去;如政府不接纳学生要求,改弦更张,全国将大乱不已。这个官僚竟为学生们理直气壮的声势所屈,改以较温和的口吻说了些希望学生不再出街闹事,安心上课,听候政府解决等语,就离校而去。

五日上午十时左右,北大学生大会在十分热烈的情绪中决定:立即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发起组织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共同组织,要求各校一致参加;推举段锡朋、方豪为北大学生会参加这个共同组织的代表;并推举狄君武、罗家伦、康白情、周炳琳、陈剑修、鲁士毅、钟巍和我等分别担任北大学生干事会的文书、总务、讲演等各部门的工作。

当天下午又在北大举行各校学生第一次代表会议,约有二十个学校的代表参加,通过决议: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清华学校和其他教会学校以及女高师等女子学校也纷纷组织学生会,并先后加入学生联合会。这样,这个共同组织就名符其实的包括了北京全部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会。

这次会议还决定:学生联合会以“内除国贼,外争国权”为主旨,提出“收回青岛”“惩办卖国贼”等具体要求;并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一致响应。这个代表会议后来根据学生联合会章程改名为评议会,负责决定政策方针。评议会由每校推派两位代表组成,其议事程序的符合民主旨趣,以及处事的敏捷果断,确表现出它是指导爱国运动的重心;所以当时舆论誉之为中国历史上空前最优良的“雏型国会”。

这次会议为了迅赴事机起见又决定:以北大学生干事会代行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的职权;因此,北大就成了这次运动的总枢纽。我这个素来重视平民教育提倡讲演的人,也就成为学生联合会第一任的讲演部长;所有学生联合会的讲演团,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组织民众团体、发行传单报刊等实际工作,都由我所领导的这个单位来执行,事实上此后学生会许多轰轰烈烈的活动也以这一单位为骨干。

五月四日北京所发生的这件大事,像风暴似的震动着全国;声势愈来愈烈,范围愈来愈大。各大城市的学生们纷纷起来组织学生会,发通电宣言,游行讲演,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连篇累牍的用大字标题刊载这类新闻,并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纯洁的爱国运动,是全国人民公意的表现。工商界、各种民众团体、国内外知名人士,以及海外留学生等都先后响应,支持学生主张,要求政府罢免亲日派官员,反对压迫学生的爱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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